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主审法官李庆：你在签pos单的时候有没有看金额？原告王先生：没有，我本身也看不清楚。同时王先生说自己的右眼失明，左眼也受到了严重影响，所以不容易看清楚。为此，王先生拿出一本2009年由南京市残疾人联合会核发的残疾人证，证明自己确实是四级视力残疾。可是，被告惠先生认为，王先生在超市购买商品，POS机打印出明显的消费金额，惠先生又亲自在消费金额上画了圈提示，原告王先生签字认可。如此完整的购物流程，怎么能仅凭王先生一句当时看不清，事后才发现，就可以认定超市多刷了钱呢？
被告惠先生：他自己签的字那还有什么说的了，我不知道签了字还不算，那我们这个交易怎么才能完成。法庭上双方都无法提供证据证明这3200元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并且超市里关于这一段过程的监控录像消失了，无法直接看到王先生当时购买的商品，不过，如果能提供出当时在超市结算的购物小票，自然就能弄清事情的真相。于是，法官要求超市提供当天消费的机打小票或者当天、当月流水账单，以此证明王先生究竟购买了什么商品，但是，法官的这个要求却遭到了被告的拒绝。
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主审法官李庆：我们在法庭调查当中，向被告询问他的一个结账的流程，究竟是怎样子的，那么被告的回答呢，因为他们是一个小超市，他们从来不计算利润的，就是卖多少算多少，我们认为这个是不太符合常理的。录像小票都缺失超市终败诉要监控，王先生购物的那段录像不见了，要小票或盘点清单，超市又说他们没有，这眼看就成了无头案。不过，做生意连利润都不算，这不能不让人心生疑虑，那么，超市真的没法提供购物小票？没有留存电脑记录的吗？为了验证被告的说法，法院在庭下安排了一名工作人员，到被告经营的超市进行了消费，在结账时，惠先生对购买的商品进行了扫码，并在购买者的要求下提供了消费小票。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主审法官李庆：那么在3000多元的一个消费当中，相对于这个超市来说是一个比较大额的消费当中，却无法提供任何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这个是不符合常识的。
法院经审理认为，就本案而言，虽然由原告提出主张，但超市的举证能力显然强于作为普通消费者的王先生，所以，由超市一方承担举证责任，说明王先生到底是如何消费了3200元的具体事实，更符合公平正义的原则。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主审法官李庆：超市这一方呢，在整个庭审过程当中，始终没有办法提供相应的证据，我们认为就这一块，超市应该承担一个举证不能的一个法律后果。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主审法官李庆：被告朱丹明惠先生妻子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原告王冠涛不当得利款3168元，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朱丹明惠先生妻子负担。IFrame一审过后，被告超市的惠先生不服判决，上诉至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中，超市陈述说王先生当时是买了两箱酒、两条烟，酒是金六福酒，烟是中华香烟，总价为3316元，打完折后是3200元。
这与超市在一审中所说的购买了苏烟、口香糖等陈述不同，当法官质证时，超市也依然拿不出任何证据来佐证他的说法。2015年5月4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其实这起纠纷中，原被告双方都没有提交出强有力的关键证据。
而法庭两次判决更多考虑的是双方的举证能力，从实际效果上保护了作为消费者的一方。现实生活中，便利的新型消费形式和法律纠纷总是纠结在一起的。提醒消费者在消费现场双方认真核对消费金额、多提醒多沟通，同时保留好购物小票、监控等关键证据，只要多一份细心少一点侥幸，莫名的消费单将不会再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