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我哥我妹相比，我是我们家长得最丑、脑瓜最笨、最没有什么可圈可点的那个孩子。
读小学时，因为数学总不及格，我曾被人嘲笑为“榆木疙瘩脑袋”。
读中学时，因为颜值太低，我眼睁睁看着暗恋的男生一个个和别的姑娘搞起了对象。
但，我不想干农活，不想出去打工，不想像我哥那样被人欺负，也不想像我爸妈那样操劳终生。
怎么办？唯有死读书，唯有读死书。
凭着这种“我笨我怕谁”的硬抗，和成为“父母最后希望”的悲壮，我硬是一步步叩开大学的大门，成为老家小村第一个本科生。
大学四年中，我凭着“我穷我靠谁”的愤青，拼命练笔，爱上写作，在各级媒体发表数万字长短不一的文章。
大学毕业后，我凭着这些拿不到台面上的文章，来到报社上班，从此有机会接近形形色色的人，见识千奇百怪的事，看透人情冷暖的真，写下来自我心的文。
纸媒没落时，我又凭着“我写我怕啥”的执拗，在别人诚惶诚恐或心存侥幸之时，自学管理学、经济学和心理学，考取二级心理咨询师，运营一个公众号，并因此结交更优秀的同行，走向更广阔的世界。
当我走进江苏卫视的演播大厅，当我来到全国自媒同行分享会，满面笑容地自我介绍：
“我来自农村，我父母都是农民”时，我就知道，当年那个饥饿和贫困、自卑和拧巴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这个信念，在看到我口出妙语、自信满满的儿子时，更加坚定：
那个长得酷似我的小男生，已经完全没有我当年扭曲苦涩的影子，而在阅读、学习、游玩、探索中，正成为一个阳光美好的少年。
与此同时，靠下苦力在郑州安稳下来的我哥，也在努力结束他家两个孩子的留守命运：
买房和孩子们同住，鼓励孩子们好好读书，勉励他们无论如何都要学得一技之长，才能在社会上立足。
而买了房的我妹，也决定干完手头的活儿，回到县城边做小生意边陪读她的娃，用不一样的起点和平台、努力和耐心，让孩子避免重复她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