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焱屡屡碰壁。
他既愤懑又不解，为什么朵朵已经如此不幸了，社会还要抛弃她。
2013年3月，吴焱找到了一家新开的幼儿园，在事前隐瞒事后解释的情况终于让朵朵顺利入学。同年9月，朵朵升学读一年级。
随着年岁的增长，朵朵逐渐懂事，并开始察觉身边异样的目光。
“爸爸，为什么大家都这样看着我？”“爸爸，我是不是正常的？”每次放学回来，朵朵都会问一些让吴焱感到心酸的问题。
有次，朵朵径直问吴焱：“爸爸，为什么我们班上的同学都喊我残疾人？”未等吴焱回答，朵朵又自言自语：“我不是残疾人，只有不会好的人才叫残疾人，我会好起来的。”
可是早在2012年6月，吴焱已经从区残联为朵朵领回了一本残疾证，伤残等级鉴定为最高级一级。吴焱至今没有勇气把这本残疾证交给朵朵。
红花岗区试验幼儿园每个班级门口都摆放着小黑板，班主任把幼儿园的重要通知写在上面，提醒家长注意。 受访者供图寻找真相的父亲，变成维权斗士。
尽管没能让朵朵康复，但吴焱进京求医并非没有收获。他得知了朵朵的病发可能和此前在幼儿园接种A+C流脑疫苗有关。
2012年3月，在朵朵发病的5个月后，吴焱拿到了红花岗区疾控中心提供的鉴定结论。该预防接种异常反应专家组称，朵朵“因感染病毒，脊髓受病毒感染致病，与接种A+C流脑疫苗关联性极小”。治疗结束后的同年夏天，贵州遵义市疾控中心回应了朵朵家的第二次申请，结果与之前几乎没有差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