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狂怒，这个男人怎么能自私到这种地步？这一年，我已经把自己整个人都压碎了，为了这个家，为了支持他，他居然还在给我讨论他的牺牲？我呢？我的牺牲在哪里？
那是我们第一次冷静的讨论分开。因为我们突然发现，对方都已经完全变成一种完全陌生的样子，无法妥协，更无法接受。
我的心软得犹如一团败肉，看睁睁得看着刀子在来回切割，流出黑红色的陈血。
他气呼呼的离开餐厅，不知去向。我抹着眼泪签单，抱着已经睡着了思迪回到房间。赫尔辛基的夏天几乎没有黑夜，我一直坐在浴室里，看着外面似黑似蓝的天际线。
卢中瀚到了快天亮才回来，我们不言不语的收拾东西。上了飞机才想起来，思迪喜欢的一只茸茸兔子丢在酒店的婴儿床里了，这是卢中瀚收行李的极为罕见的败笔。
假期结束，回到国内，通过朋友推荐，我得到在法国学校教中文的位置，兼职。
我遇到了一个让我非常敬重的校长，开课之前，他说：“我知道你不是专业老师，但我是。既然我决定聘用你，我相信你。”
我翻出当年上班时的衣服，剪了头发，带珍珠耳环，化着淡妆，“脱胎换骨”地去上课。孩子都还是院子里的孩子，但是再见到我已经不同，会搜肠刮肚的给我说句中文，或者老远跑过来，就是为了打个招呼。
虽然我教中文的收入连我家阿姨的工资都付不出，但这是个救命的稻草，把我从没有价值感的漩涡里面拯救出来。
因为要教课，要备课，我需要开始组织和安排自己的时间，而不是随心而欲。当我开始以效率作为标准而安排时间之后，我发现，原来我完全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在学校教中文之余，我开始教其他几个太太中文，开始画油画，还去青岛拿回了十几年都没有碰过的电动缝纫机，给思迪做衣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