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上学放学一直坐校车，但从五月份开始，他出现了抵触校车的苗头。
一开始，儿子跟奶奶说，车上有两个比他高一年级的孩子，抢他的文具。奶奶就跟校车上的司机说了声，让司机帮忙管管，别让那两个孩子欺负儿子。
这件事，我也没放在心上。孩子嘛，调皮捣蛋是常事，既然跟司机说了，儿子也没再提，应该就过去了。
六月底我特意请了假，想好好陪陪儿子，儿子快期末考试了。
儿子很高兴地跟我说：“妈妈，你送我上学，我可以不坐校车吗？”
我说：“是不是那两个孩子还是欺负你？”
儿子没回答我，说：“妈妈，你能送我吗？”
“只要妈妈在家，当然妈妈送你。可是，孩子，你要看到咱家的困难，妈妈还得走，走了之后，上学放学你还是得坐校车。儿子，你长大了，有些事，需要解决，需要承受，不能回避！”
这是我犯下的又一个错！
看似我在教育儿子选择坚强，迎难而上，实际上，我把成人化的担当捆绑在了一个九岁孩子的心头，形成了和他年龄不相适合的压力，打击了他主动避险的愿望，将孩子置于危险边缘而不顾。我的这种错误观点给孩子输入了错误的信息：你的被欺凌给父母增添了麻烦，好孩子不该带给家里麻烦，好孩子要独自解决麻烦。
总之，在我和儿子谈了之后，儿子继续坐着那辆校车，继续独自忍受那两个高年级孩子的寻衅滋事，再也没主动跟我这个当妈的透露他一直受着的欺凌。
一直到十二月份，忍无可忍的儿子，哭着给爸爸打电话，向爸爸求援。儿子说：
“爸爸，我知道你和妈妈忙，不想让妈妈着急，一直忍着。爸爸，他俩在车上不欺负我了，却每天在路上拦我，抢我的书包，扔我的书，把我水壶里的水倒在我头上。他俩每天都截着我，看见我就用脚踢我……”
“他俩不让我告诉老师，说你的爸爸妈妈都不在家，你奶奶也不管你，老师管的了学校，管不了校外……”
“爸爸，你能回来吗？你能回来就去找老师，你如果太忙回不来，我就再忍着，没事，他俩踢的不疼，我能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