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和儿媳妇聊到她父母回国这段时间的一些感悟，其中说到朋友家孩子的育儿现状。无疑，高知的朋友经济条件不错，儿子媳妇育有一子，儿媳妇休假在家带孩子，家有两个保姆，一个带孩子，一个做饭收拾家务。除此之外，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也参与到小家庭带娃中，他们的职责是轮流监督保姆，而且这个活儿据说非常累，四个老人现在感觉有点吃不消。
亲家非常不解，除掉宝爸，围绕这个小金疙瘩的有7个大人，为什么还弄得这么累？宝妈不上班，她干什么去了？在多伦多，祖辈也会参与育儿，但他们都是以辅助角色存在，在宝爸宝妈上班或者忙不过来时搭把手，不会累到自己、闲到宝爸宝妈。我们常常看到一个妈妈推俩孩子出去买菜的情况，带着小的去接大的放学是正常现象，而且，时常路上见到一个妈妈拉个露营车去公园、湖边，车里坐着三四个孩子。
和儿媳妇说，我也是第一次做婆婆做奶奶，完全没经验，所有的感知均来自周围朋友的“示范”和网络媒体，在得知自己做奶奶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怀揣着一颗战战兢兢焦虑的心，不知道如何做才是不被抱怨的婆婆奶奶。后来发觉，我只需提供理解、支持、帮助、执行就可以了，宝爸告诉我，谁生的孩子谁说了算，其他家庭成员都听她的。后来发觉，这个方法真香，我一下子找到自己的定位：做帮扶者，而不是主导者。
这种“双职工+祖辈”的育儿模式在中国家庭中早已司空见惯；而多伦多1.5个月的宝宝就可以送日托班，我家小朋友18个月排到满意的Daycare，现在早上爸爸上班路上送孩子，我和妈妈下午4:30去把孩子接回来。每天在家只要解决晚饭和早上睡前两顿牛奶，其他全在日托班完成。周末的活动计划里，家庭日是主题。如果爸爸妈妈有工作要忙，他们会把我们送到EarlyON，一个去工作，一个在附近快餐店看论文写论文。其余的时间就是遛娃，带娃奔波于公园、动物园、科技馆、商超……显然，我家育儿主体是宝爸宝妈，奶奶甚至连做什么饭都听宝妈安排。
其实，“谁是育儿主体”这一问题被置于中国与加拿大的文化语境中，折射出两种社会体系下家庭责任的不同排布与代际关系的差异。
中国“代际共治”与加拿大“父母核心”的差异现状
在中国，“祖辈主力、父母辅助”的育儿格局已形成稳固生态。国家卫健委的数据显示，71.8%的婴幼儿由祖辈承担主要照料责任，其中姥姥的参与比例高达55.6%，较2020年增长13.3个百分点。这种模式在双职工家庭中尤为突出，我身边很多朋友现在都成了家庭育儿的“顶梁柱”，他们不仅白天带娃，为了让子女夜间得到良好的休息，甚至包揽了带睡和喂养的任务。
祖辈的深度参与形成了独特的“2+2+1”育儿模式，即两位老人+两位父母共同照护一个孩子，独生子女政策下长大的双独家庭，往往奶奶和姥姥轮流带娃。这种模式下，祖辈凭借丰富的生活经验解决喂养、哄睡等实际问题，每年可为家庭节省近10万元育儿嫂费用，但也难免出现代际育儿观念冲突。
加拿大的育儿现状则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父母是无可争议的核心主体，祖辈参与度低且角色边缘化。加拿大统计局2017年的数据显示，45岁以上的祖父母群体中，仅有少数承担日常育儿责任，多数仅在情感或财务上提供支持，且不涉及核心照料事务。法律层面，《联邦子女抚养指导原则》明确规定，无论婚姻状况如何，父母对子女的经济支持和养育责任具有强制性，这种责任不会因离婚或分居而终止。（资料来源自网络）
社会支持体系进一步巩固了父母的主体地位。国家从制度上构建了全国性的普惠托育体系，政府通过牛奶金等政策性资金支持确保家庭能获得可负担的托育服务，6个月以上的婴儿送入日托已成为普遍选择。这种模式下，父亲的参与度显著提升，双职工父母共同分担育儿责任，家庭计划中既包含亲子活动，也保留夫妻独立空间——“健康的夫妻关系是育儿的基础”成为普遍共识。祖辈偶尔参与育儿多为临时协助，如父母出差时的短期照料，不会介入日常决策。
从根源上讲，不同的文化基因与社会体系形成中加育儿状况的不同。
1、中加育儿主体差异的背后，是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两种文化基因的烙印。
中国的家族本位文化将育儿视为“家族延续”的核心事务，而非单纯的父母责任。中国社会重视辈分秩序与家族纽带，这种文化传统使祖辈天然拥有参与孙辈养育的“合理性”，而“孝亲”文化也让年轻父母倾向于接受祖辈的帮助并回报以养老支持。在这种情况下，育儿成为连接三代人的情感纽带，祖辈的参与既是“爱的传递”，也是“心理补偿”。
加拿大的个人主义文化则将孩子视为独立个体，育儿的核心目标是“帮助生命找到自我价值”。这种观念下，父母的职责是提供成长支持而非掌控人生，祖辈更注重与后代的平等情感互动，而非承担照料责任。社会对“个人边界”的尊重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分工，成年子女与父母保持相对独立的生活空间，跨代干预被视为对家庭边界的侵犯，这与中国“候鸟式带娃”“跨城照料”的代际融合形成鲜明对比。
2、社会政策与公共服务的差异，为两种育儿模式提供了现实支撑。
中国长期存在托育资源不足问题，客观上推动了祖辈的育儿参与，年轻一代生活压力工作压力的增大，使祖辈在短期内仍是育儿“刚需”的重要承接者。
加拿大则通过“政府+市场”的双重保障，为父母减负。联邦政府的托育资金支持使普惠性日托服务覆盖全国，父母无需依赖家庭内部支持即可完成育儿责任。同时，完善的带薪产假制度、灵活的工作安排（如远程办公、弹性工时），让父母能够平衡工作与育儿。这种“社会托底”的保障体系，从根本上降低了家庭对祖辈育儿的依赖。
本质回归：育儿主体的核心是“责任与能力的匹配”。
争论“父母与祖辈谁是主体”，本质上是对“育儿责任该由谁承担”的追问。
中国的“代际共治”模式，是文化传统与社会现实共同作用的结果，祖辈的参与不仅缓解了家庭压力，更维系了代际情感，但也需要通过“521陪伴制”（每周5天带娃、2天休息）等方式保障祖辈权益，避免过度劳累。
加拿大的“父母核心”模式，虽符合个人主义价值观，但也面临双职工父母“育儿疲劳”的挑战，部分家庭也会寻求祖辈的临时支持，“有限度协助”也是很多家庭常见情况。
两种模式的优劣关键在于是否实现“责任清晰、能力匹配、情感和谐”。中国的育儿状况也在逐渐发生改变：年轻父母开始通过育儿APP同步照料信息、参与专业育儿培训，逐步主导教育理念与成长规划，祖辈也会逐渐回归“情感陪伴者”角色；政府正在通过津贴补贴、社区托育等政策，推动育儿责任从家庭内部向社会共担转移，减轻年轻父母的育儿压力，促进人口增长。
加拿大的部分华裔家庭则融合两种文化优势，在保持父母主体地位的同时，邀请祖辈参与文化传承（如中文教育、传统习俗），形成跨文化育儿模式。
现代育儿不会是单一角色的独角戏，而是家庭、社会的协同合作。父母的核心责任是“主导育儿方向”，包括教育理念、规则建立、成长规划；祖辈的价值则在于“提供情感支持与经验补充”，而非替代父母决策；社会的职责是“完善保障体系”，为家庭减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