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你得继续学习。你得知道人类创伤的复杂性和必然性。我的创伤是整个社会和文明的创伤，与存在和时间相关，不是简单的海淀区青少年的创伤，并不是可疗愈的东西。」
你或许很难想象，上面的这段话出自一个高中生的嘴里。
这是梁鸿在《要有光》中记录下的，吴用（化名）在劝说妈妈时说到的话[1]。
梁鸿在历经3年的对休学青少年的长期随访后发现，不论是精英家庭、普通中产家庭，还是乡镇家庭，孩子都在面临着相似的困境——虚无、觉得一切都没意思。
孩子可能还在按部就班地生活，却很少真正感到投入，具体表现为觉得上学没什么意思、和同龄人社交提不起兴趣、常常思考「我为什么要活着」「这样的生活有什么意义」……
结合《要有光》这本书，今天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想聊聊究竟是哪些因素的影响，致使越来越多的小孩走向虚无和空心。
在地教育缺失
户外时间的极度匮乏
如今很多孩子的生活轨迹，都是在不同的室内空间里流转的：家、学校、补习班、商场。
发表在《nature》上的一项本土研究，调研了41439名儿童后发现，儿童平均每日户外时间101分钟，约22.3%的孩子每日户外时间不足60分钟，低于推荐时间120分钟[2][3]。
理查德·勒夫在《林间最后的小孩》中提出自然缺失症（nature‑deficit disorder）的概念[4]。
他指出，相比上一代，现在的大多数孩子已经逐渐远离了自然，这并不是因为孩子们对自然缺乏兴趣，而是一种体验层面的断裂。
孩子们需要花更多时间在室内、屏幕前，很少有机会在开放的自然空间里自由探索。
户外，对正在成长的孩子来说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和自然接触的过程中，能够充分利用到孩子的Head（头脑）、Heart（心灵）、Hand（双手）、Health（健康），这也是在美国部分中小学推行的 4H 策略，能够让孩子得到全方位的发展。
由于户外空间充斥着诸多不可控的因素，孩子会经历更多不确定的体验，比如攀爬、摔倒、迷路、被大自然中的某个事物吓到等等。
这些切身的经验会让 ta 们形成对现实边界的感知，得以确认什么是安全的、什么是要远离的。
而如果一个孩子的活动范围，被长期压缩在高度安全、被保护的室内空间里，孩子是很难习得这些经验的。
此外，户外活动长期缺乏的孩子，可能对现实世界还会有一种疏离感。
因为多数经验来自于课本和互联网，ta 们对世界的理解常常是抽象的、符号化的，因此表现为在认知上很成熟，在实践上很匮乏。
生活琐事外包
缺乏对真实生活的体验
一提到让孩子做家务，很多父母脱口而出的话常常是：
「这种事不用你来做，长大就会了。」
「你这么小会干什么，还不是给我添乱嘛…」
「你是学生，第一要务是好好做作业，家务不用你操心。」
现代孩子的日常生活往往是被成人系统化管理的。衣服有人洗、书包有人收、起床有人叫，大大小小的事务都有父母来帮忙完成。
孩子始终被安置在一个需要被照料的位置，ta 几乎不需要为自己的生活做任何决策，也不必为自己的琐碎事务承担后果。
表面上看，这似乎减轻了 ta 们的负担，但这会让孩子始终处在一种被动的位置，缺少通过具体的行动确认自己的机会，削弱了 ta 们的自我效能感。
同时，很多家庭不只代劳孩子自己要做的事情，还会将孩子排除在家庭系统之外。
做家务往往被视为大人的责任，孩子则被要求「只要好好读书就够了」，这无形中剥夺了孩子参与和体验生活的机会。
儿童通过参与家务和日常事务，可以培养责任感和独立解决生活问题的能力。
哈佛大学一项长达75年的追踪研究就显示，那些从小参与家务的孩子，成年后在职场成功率和婚姻幸福度上都显著高于同龄人[5]。
一个家庭不只是情感共同体，更是一个持续运转的生活系统，每个家庭成员都应该以自己的方式去维持和照料它。
用外在的条件驱动
给予优绩主义的虚假承诺
说起如何激励一个孩子，很多家长的行为就是提供给孩子物质奖励。
早上按时起床，就可以得到一个小玩具；
作业做完，就能玩一个小时的电子游戏；
考试考得好，就带着孩子去旅行……
诸如此类用外部评价和奖励来牵引一个孩子的行为，在短期内的确很有效，但如果长期使用这种方式来激励小孩，小孩会逐渐失去内驱力。
心理学家 Deci 曾经做过一个实验，在实验中他将大学生分为两组，让 ta 们完成拼图游戏。一组学生在完成任务后得到金钱奖励（外在动机），另一组则没有奖励（自主完成）。
结果发现，在外部奖励消失后，曾经获得金钱奖励的学生，比从未获得奖励的学生更不愿意自发继续玩拼图[6]。
换句话说，依靠外部奖励来驱动一个人是非常脆弱的。
当外在奖励替代了内在动机，会让原本因为兴趣和挑战而愿意完成任务的行为，变成「为了奖励才做」。一旦奖励消失，内在动机也会随之消退。
外部激励对于孩子的慢性伤害，在孩子成年之后会变得格外明显。
当 ta 们踏入工作，进入真正的社会生活里，面对没有分数、奖状、排名的现实环境时，ta 们可能会感到迷茫和无助，并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
而在这个过程中，ta 们可能还会深刻地意识到，现实世界常常无法兑现父母口中的承诺，努力似乎不会带来对等的回报。
孩子很容易因此失去对行动本身的投入与热情，从而觉得一切的努力都毫无意义。
杜绝一切可能的危险
也将探索欲扼杀在摇篮里
出于孩子安全的考虑，许多家长会想尽各种办法去保护孩子，规避孩子可能会面临的风险，比如——
不能爬树、不能靠近湖边，要在家长的视野范围内玩；
车接车送，孩子很少有自己一个人往返学校的时刻；
孩子身体有点小磕小碰，家长会立刻介入和处理……
即便在校内，孩子也很难有真正玩乐的下课时间。
部分学校为了追求安全、避免和家长发生冲突，会严格控制孩子课间十分钟的活动范围——不能去操场；不能在走廊里停留；在教室内不能来回串座位，只能坐在自己的位子上。
在种种限制之下，「厕所社交」在中小学里流行，借着上厕所的名义，孩子们躲进厕所聊天、打闹。
Sarah Thomson 曾经把如今的小学描述为一个设备齐全的仓鼠笼（a well-equipped hamster cage）[7]。
一方面，被过度保护的小孩，丢失了很多非标准化的体验，抑制了 ta 们对于外部世界的探索欲。
另一方面，长期处在这种环境下，孩子可能会变得更加退缩和犹豫，对未知、挑战甚至日常的决策都会产生隐隐的恐惧。
David Sobel 认为，儿童在约5–12岁之间会寻找、创造或占有一些属于自己的秘密地点——比如小窝棚、堡垒、小树屋、草丛间的藏身处等[8]。
这类秘密地点，可以让儿童远离成人规则，自由地探索、想象和创造，同时这也是让 ta 们学会独立决策、承担风险的地方。
而在今天的小孩的成长环境里，这类场所几乎完全消失了。
纯粹的消费型快乐
表象的自由加剧内心的空洞
现代育儿中，快乐教育一度被认为是让孩子轻松、自由成长的理想模式。
但吊诡的是，快乐教育如今似乎也并不奏效了。梁鸿在《要有光》一书里，就记录了一个快乐教育走向失败的故事。
海淀区妈妈文莉奉行快乐教育，不让孩子上周末补习班。每天放学后，李风写完作业就能和朋友自由玩耍，看似拥有充分的自由和快乐。
然而高中时期，李风因为休学而在家。尽管家庭给予了他足够宽松的环境，但他在学校里的体验告诉他：只能学习成绩好的人才是能够得到重视的。
他在学校里很难找到自我存在感，于是变得越来越抗拒去学校，最终选择休学。
反思风行一时的快乐教育，在很多时候推崇的都是一种消费型快乐。
孩子的满足感，主要依赖于外部世界的刺激和各类即时满足活动，比如电子游戏、主题乐园、玩具、零食等等。
消费型快乐制造了一种表象的自由，孩子看似过着一个物质丰富、无忧无虑的童年，实际上 ta 对自己生活的掌控感十分有限。
在这个过程中，孩子很少体验到因为自己的行动而收获成就感，对 ta 们而言，快乐是只能被给予的，而无法主动创造的。
此外，孩子的抗挫折能力也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锻炼，进而，ta 们在与现实世界碰撞的过程中，会体验到更加强烈的落差感。
比起孩子
父母这一代才是真正的空心
在梁鸿采访到张殊医生时，他说，「父母这一代才是空心病人」。
这一代父母多成长于相对单一的社会叙事中，学业优异、进入名校、获得稳定职业和社会认可，这些被视为人生成功的标准。
这种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在成长过程中深深内化，塑造了父母对自我和生活的认知，也影响了 ta 们对孩子养育方式的期待。
但如今，孩子成长的环境与父母大不相同，这种代际差异使父母在育儿中常常陷入一种矛盾的状态里。
一方面，内化的成功叙事还未能从父母身上完全褪去；另一方面，ta 们又无比地希望孩子有更多自由、成长的空间。
孩子是关照成年人的一面镜子，更是关照社会的一面镜子。
在宏大的体系目前无法做出大的改变之前，不论是作为成年人，还是作为父母，我们应该要做的最确定的事，似乎的确是「继续学习」。
